对话｜盖茨基金会CEO：疫情带来重创，但也带来科技进步的希望

“新冠疫情目前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除了这一直接影响外，它还减缓、暂停、甚至逆转了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来之不易的进展。”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CEO马克·苏斯曼在1月26日晚发布的2022年年信中写道。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CEO马克·苏斯曼

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盖茨基金会通常将相当一大部分资源用于减少传染病造成的死亡。比尔·盖茨曾呼吁，全球应当对大规模流行病做好准备，特别是应该加大对疫苗研发的投入和帮助贫困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自2009年全职担任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以来，比尔·盖茨每年年初都会发布一封公开信，同为基金会联席主席的梅琳达2014年开始也加入了年度公开信的写作。而2022年，苏斯曼作为CEO发表了盖茨基金会的首份年度公开信。

苏斯曼成长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来自于一个显赫的政治家族。“我的家族积极地与针对有色人种的法律犯罪进行斗争，但同时，我也享受了一个白人家庭以及我作为白人男性能够获得的舒适生活和机会。”他自述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意识到那些根本的不公平，因此也深切希望能够利用我所获得的优势帮助解决不公正和不平等的问题。”

苏斯曼的职业生涯始于新闻工作，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担任过记者。2000年，他开始在联合国任职，并在时任秘书长安南的领导下帮助推出了千年发展目标。2007年，苏斯曼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在成为CEO之前，他曾任全球政策和宣传总裁、首席战略官等职。在这些角色中，他建立并监督了基金会在中国、印度、非洲和欧洲办事处的发展，这也帮助他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中的角色。

他在近日接受包括澎湃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几年，盖茨基金会日益聚焦在如何与中国合作，助力中国在农业发展、全球健康领域等其在解决发展问题历程中积累的专长与经验和世界上更多国家分享。“特别是我们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确保基金会在我们工作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成为更有力、更有效的发展伙伴。”

新冠时代的“另一种希望”

新冠大流行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全球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这场疫情不同程度的冲击。

“比尔和梅琳达在疫情初期就意识到，基金会在所有领域的工作，无论是健康、教育，还是发展、农业等等，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苏斯曼表示，“因此，他们没有减少对艾滋病或疟疾防控等方面的投入，而是对新冠疫情投入了额外的资源。”

过去两年里，盖茨基金会向新冠疫情防控承诺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赠款，用于提升新冠疫苗和药物的生产，并向非洲和亚洲的多个国家提供直接资助。盖茨基金会2020年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防控新工具”倡议，旨在促进公平获取抗击新冠疫情的资源。目前的重点则是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确保在2022年消除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持续面临的疫苗不平等现象。

苏斯曼也指出，随着有效新疗法的出现，当务之急也在于如何降低药物的治疗成本、改善分配以提升可及性。“例如，我们资助的一些诊断工具能否既用来检测新冠和其他新出现的病原体，又能用于疟疾和结核病的检测？……又比如，如何以更低成本、更加高效的方式扩大生产能力，包括mRNA疫苗？”他告诉记者，盖茨基金会将继续在这些领域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对我们最关注的社群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希望。我们有望利用疫情期间开发的工具——例如联网数字诊断、测试和低成本药物制造技术等，大大加快一些领域的进步。”苏斯曼也在年信中写道，“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五年前开始投入支持的mRNA疫苗技术，它有潜力改变我们预防艾滋病和疟疾等其他疾病的方式。”

此外，苏斯曼在年信中还提到气候变化为脆弱群体带来的叠加影响。最近太平洋岛国汤加遭遇大规模火山爆发和海啸，也反映出国际上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缺乏对易受自然灾害威胁的气候脆弱国家的关注。

苏斯曼在答澎湃新闻提问时表示，气候变化也是盖茨基金会一直关注并持续深入的领域，主要是从适应气候变化的角度开展，“尤其是开展农业相关研究，获得更能抵御干旱和洪涝灾害的作物品种，帮助小农户更好掌握农业生产管理技巧，以及提供更多的融资方式和支持。”

离婚风波不会影响基金会方向

2021年，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全球之际，比尔与梅琳达这对在全球慈善事业中极有影响力的夫妇宣布解除婚姻关系，该消息也在这一领域引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比尔与梅琳达建立起了一个紧密相连又彼此有所不同的慈善世界，通过独立的渠道培养各自的兴趣，这些领域有时也会重叠。比尔一直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发展，而梅琳达更关注女性议题。在离婚之前，两人就各自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苏斯曼告诉澎湃新闻，比尔在能源领域的工作通过Gates Ventures开展，但他使用的是私人资本，并不是基金会的慈善资本；梅琳达拥有一家名为 Pivotal Ventures 的投资机构，在技术领域对女性提供支持和投资。

“即便离婚后，他们仍共同参与基金会所做的每一项重大决定，包括我们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宣布的气候适应性方面的工作、最近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做出的捐赠，以及我们去年底在营养和性别平等方面做出的一些重大举措。”苏斯曼对澎湃新闻表示。

在比尔与梅琳达离婚几周后，比尔与梅琳达多年的密友、基金会的合伙人巴菲特也宣布辞去基金会受托人职务。据报道，苏斯曼当时在写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承认，“沃伦（巴菲特）的离职引发了人们对基金会治理的质疑。”苏斯曼表示，“鉴于比尔和梅琳达最近宣布离婚，我一直在积极地与他、比尔和梅琳达讨论加强我们的治理的方法，为基金会的治理和决策提供长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根据盖茨基金会1月26日发布的新闻稿，基金会当日委任了包括斯特拉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妮玛特·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Nemat (Minouche) Shafik）、托马斯·J·提尔尼（Thomas J. Tierney）及马克·苏斯曼。他们将与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共同组成基金会的理事会，四位新理事“将带来独立和多元的视角，帮助基金会进一步加强治理。”

“未来，理事会还有可能再增加三名成员，最多达到九人的规模。”苏斯曼表示，根据目前的理事会架构，任何决议必须获得两位联席主席（比尔与梅琳达）以及大多数理事的赞成才能通过——这样也能够保证比尔和梅琳达之间仍能形成高度共识。

苏斯曼也强调，基金会关注的领域和重点议题从未因比尔及梅琳达的离婚和新理事的加入而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仍致力于与我们开展工作的国家和社群成为更好的长期伙伴。”

“中国已成为创新的关键来源之一”

“中国在全球健康事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也让我更加确信：培育目标一致、广泛且多样的创新伙伴关系，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最好方法。”去年12月28日，比尔·盖茨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无论是抗击新冠疫情，还是保护更多儿童免受可预防疾病的影响，中国一直是重要、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对此，苏斯曼也指出，“我们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合作，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已成为创新的关键来源之一。正如比尔·盖茨先生在他的署名文章中所写到的，中国创新对于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健康和农业领域的经验和发展路径。”

苏斯曼表示，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在健康和农业领域都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目前，盖茨基金会已经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其他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如何利用中国在支持小农户方面的知识和专长，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例如研发抗旱或抗洪涝的种子或其他作物等。

据苏斯曼介绍，目前盖茨基金会已经与中国多个政府部门签署了长期的谅解备忘录，目前正与商务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农业农村部和一系列的伙伴围绕具体目标开展合作。2016年，盖茨基金会还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创办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开发引领性的新药研发能力和创新转化技术，为攻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面临的重大疾病挑战、改善全球健康作出贡献。

在疫苗研发方面，盖茨基金会也与中国一些私营部门建立了合作，如宫颈癌疫苗和乙脑疫苗的研发等。另外，盖茨基金会也正在围绕“新世代厕所”和卫生设施在中国开展一些试点工作。